清代学者王国维辛亥革命后仍留辫子 特立独行

1912年3月5日,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通令《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》。通令要求国民“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,有不遵者违法论”。“剪辫”遂成为“革命”和“向新”的标志,成为一种时尚。然而在举国上下大兴“剪辫”之际,有学人却反其道而行之,王国维留辫子,依然我行我素地留着一条长辫子。

王国维留辫子,成为这股“逆流”的最大代言人。王国维的生涯学问,大致可以辛亥革命为界,划分为前后两期:前期在思想学术上是维新派,以新学(西学)为尚,嗜习哲学,专攻文学;后期则转为文化政治上的遗老派,回归古学(国学),而以史学为志业。

王国维留辫子,王氏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,依然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。胡适晚年回忆王国维:“他人很丑,小辫子,样子真难看,但光读他的诗和词,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!”据说王国维的夫人曾劝他:“都到这个时候了,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?”王答:“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,我还剪它做什么!”联系他自沉前的那番话语: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。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。”不难看出他的辫子具有一种为故国“招魂”的意味。

辜鸿铭,这位“生在南洋、学在西洋、婚在东洋、仕在北洋”,被圣雄甘地称为“最尊贵的中国人”,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夫子,终身拖着一条辫子。他说:“如果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头,各个民族看做是头发,那么中华民族就是那条标新立异的辫子。”辜鸿铭视辫如命且美其名曰“这是我的护照!”并标榜自己是“老大中华最后一个代表!”1917年,辜鸿铭在北大教授英国文学。上课第一天他拖着一条大辫子,用丝线系上,戴着一顶红帽缎子里儿的平顶瓜皮帽,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文学院的红楼。进教室后,学生们见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,哄堂大笑。辜鸿铭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,向下面打量了一番,然后慢条斯理地说:“你们笑我,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。我的辫子是有形的,可以剪掉。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,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。”一席话,让所有人若有所思,从此以后,上课再也没有人敢取笑他留辫子了。

孙德谦,江苏苏州人,精研经史,著名学人。孙德谦入民国后亦长期留辫不剪,二十年代任教上海政治大学时,脑后还拖着一条古色古香的辫子,令人颇发怀古的幽情,引得没有他课程的低年级同学常来看宝似的一窝蜂追着欣赏。

从众易,逆流难。王国维留辫子表面上看是一种可笑、古怪的行为方式,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格上的特立独行。辫子在这些学人的眼里已成为一种符号,具有某种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意义,重庆夕阳红,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一种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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